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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晓玫来了又走了，留下一个“朱晓玫现象”。或者暂且管这个“现象”叫“朱晓玫现象”吧。
    在几年以前，国内对朱晓玫的了解还很少，不过好像一时间（2014年11月），微博、微信、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对朱晓玫的报道和关注就扑面而来。其实静观近些年的新媒体的表现就会发现：一个人或一件事从默默无闻到全民皆知往往只是一夜之间。英语管这个现象叫Go Viral，就是像病毒一样传播的意思。当然这些一夜爆红的人或事基本上都是有一个或几个“卖点”，这些卖点归根结底都符合了某种社会心理。这些全民皆谈的话题里，大都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明星艳事、商圈大亨、社会不公和修身养性等。而包含有古典音乐这个相对冷僻的话题可谓少之又少，想想也就是郎朗和李云迪可以算是当代中国家喻户晓的古典音乐话题了，而且其中一位近年来是不是因为古典音乐而被全民关注也已经成为古典音乐圈的话题了。所以，一位古典音乐家，能够让全国人民这样关注和讨论，对于古典音乐圈里的人来说，本身就已经是一件令人热血沸腾的事了。当然对于在古典音乐圈外的人来说，他们的心态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圈内人的受宠若惊、扬眉吐气，或者羡慕、嫉妒、恨。
     有关朱晓玫的宣传内容基本上有三个：朱晓玫的低调做人、朱晓玫的苦难经历和朱晓玫的非凡成就。朱晓玫很低调，她不愿过多地抛头露面，更不喜欢回国演出。她宁愿在国外过一种类似隐居的生活，和她热爱的音乐简单地生活在一起。但人们对她低调的生活态度十分关注并给予充分的肯定，是新奇，是支持，但这种表态更是对当下很多人高调做事以求名利，但又名不符实的社会恶风的反抗。在人人“忽悠”的年代，还有一个人（朱晓玫）对凡世不屑一顾，孤独并执着地追求着艺术的美好与崇高，而且还最终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瞩目。这个故事确实很励志，就好像多年的媳妇经过不懈努力熬成了婆，也好像灰姑娘终于熬成了公主。朱晓玫是不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你要这么想你就错了，因为“朱晓玫式成功”的真正内涵是：只要和艺术与美在一起并一辈子追求它，就已经得到了幸福，当一辈子媳妇和灰姑娘也无所谓，而不是通过追求艺术与美终于可以当上婆或者公主了，起码我是这么认为。搞音乐最美好的时间是和音乐在一起的时间，而不是在音乐停止、掌声响起的时候，朱晓玫应该也是这么认为的。
      朱晓玫也确实受了不少苦，这是毋庸置疑的。她受的苦虽然不是最苦的，但是她的苦触动了中国社会的一根神经。在曾经那个疯狂而荒唐的年代，有多少生命被耽搁、被忽视、被侮辱、被摧残，而朱晓玫的经历，在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一代人中产生了共鸣。这种生命的蹉跎，是任何反思、任何忏悔和任何道歉都弥补不了的。而这种呐喊，这种申诉的需要，也是任何人抚慰不了、阻止不了的。今天的中老年人再一次为不堪回首的过去感慨万千，而今天的年轻人也好奇地通过朱晓玫惊讶地了解了一段历史的细节。
但是这种被忽视和摧残的生命，似乎在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中找到了救赎。西方人，特别是法国人对朱晓玫的认识、关注和认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的自传《河流与她的秘密》。她的经历也由此公布于众而不再低调。西方社会对朱晓玫的接纳和艺术上的承认，似乎也给国人认可朱晓玫添加了自信。朱晓玫也因此得以默默无闻地离开，载誉国际地归来，再离开。
      这一切似乎发生得都那么不可思议却又理所应当，而这种理所应当的不可思议也似乎使朱晓玫的演奏归为超乎寻常成为必然。她的低调和经历，西方对她的认可，都给我们以感动、感叹和信心，我们也更愿意去相信这样一位具有非凡经历的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也是非凡的。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朱晓玫的简历里没有西方媒体的赞美，或者根本就没有在西方生活过的经历，而咱们现在听到的《哥德堡变奏曲》，是出自于一个在国内读完音乐学院，然后在某一个国内的音乐事业单位工作至今的朱晓玫，那么这个演奏还能不能同样地打动我们？或者说我们还能不能任由我们的内心被她的音乐打动？
西方人爱美、爱艺术不可否认，但对朱晓玫的认可和追捧，是否存在对音乐的热爱和高超的艺术鉴赏力之外的微妙的社会与文化心理，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做一个假设：一位来自于非洲某国的女艺术家，早年在她的祖国学习古琴，但是因本国的政治原因受到了学习上的挫折，她坚持不懈、出国求学，几经挫折后来到中国，继续研习古琴，最终通过在中国生活和对古琴文化的研究和领悟而得到了身心的救赎。当你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后，作为中国人的你心底里第一反应是什么？你会不会有一种同情心？你会不会有一种自豪感和优越感？你会不会义无反顾地去接纳她？对她的接纳不但满足了暗藏的救世主心理，也是对本文化遗产的赞颂。人的心理是复杂的，有也好，没有也好，都有一点儿也好，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它就在那里，等着每一个你们、他们和我们细细品味。
说了以上这些，我并无意恶评朱晓玫的演奏，或者称颂她，而仅仅是想把事情剖析清楚，演奏是演奏，故事是故事罢了。就好像我们听贝多芬，被他的音乐所感动，而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耳聋和其他故事。
      最后该谈谈朱晓玫的演奏了。其实在这里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作为一个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其实更想和另一个演哈姆雷特的演员私下谈一谈。我和朱晓玫只有一次在中央音乐学院简短的会面，经吴迎老师介绍，她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从周广仁先生那里多次听说你在‘巴赫’方面的贡献，我只想说，谁弹巴赫，谁就是我的哥们儿！”关于巴赫演奏，她只来得及说一句话：“其实巴赫在每个人心中都不同，并没有对和错。”之后，就是特聘教授的授勋仪式了。其实那个时候我真是在想：“唉！其实当灰姑娘也挺好的，可以多一些空闲时间弹巴赫和谈巴赫，现在当上了公主，人见人爱，应酬也多了，自己的时间也少了。”我觉得朱晓玫也是这么想的。
对于媒体和商人来说，“朱晓玫现象”是从之前的低调做人就是拒绝炒作，到现在的连低调做人这件事都可以拿来炒作。对于经历过“文革”的老人们来说，“朱晓玫现象”是曾经受到屈辱的一代人对过去的呐喊，对现在、未来的不懈追求和努力。对于西方人来说，“朱晓玫现象”是艺术无国界的象征，但同时也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优越的悄悄证明。对于全体国人来说，“朱晓玫现象”是民族自豪感，是民族自卑感，是通往成功的另一条路，或者更准确地说，“朱晓玫现象”是对成功的重新定义。
      最最后，容我再假设一次：两百年后，媒体是什么样的传播方式和人们对媒体的态度是什么无人知晓；朱晓玫所经历的时代的苦难也许仅仅是厚厚的历史书里一章中的一节；东西方社会与文化关系也许与今天有着全然不同的感觉—或者那时地球的一致对手是外星人，根本不是同住在地球上的不同地方的人的互相博弈；而朱晓玫或者古尔德的演奏，也只不过是成千上万个“哥德堡”录音中的一滴水了。
    俱往矣，一切熙熙攘攘都如过眼烟云。两百年后回首今日，只有一个人笑了：巴赫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