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1810—1849年，波兰作曲家、钢琴家）在幼年时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
乡村里快乐和活泼的民间音调，笛子和提琴精彩的演奏，以及民间舞蹈丰富的节奏，都使肖邦陶醉其中。
农舍和小酒店里如泣如诉的歌唱，也经常使他流连忘返。
有一次，肖邦和父亲外出散步，无意中听到一个民间提琴手出色的演奏。
美妙的旋律迷住了他，使他久久不肯离去。
父亲等得有点不耐烦，提醒他该回家了。
肖邦请求父亲再耐心等一会儿，等民间乐手拉完《玛祖卡舞曲》和《奥别列克舞曲》以后再走。
还有一次，一个乡村小姑娘坐在篱笆旁，动情地唱着一首纯朴动人的民歌，肖邦恰好从那里经过，他就站住不走了。小姑娘见有人站在那里听她唱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就闭上了嘴。肖邦见小姑娘停止了唱歌，便继续向前走去。走了没多远，听见小姑娘的歌声又响起来了，肖邦又呆住不走了，他听得太入神了，又回到篱笆旁。为了把这支充满乡土气息的民歌牢牢记住，他给了那个小姑娘一点钱，请求她再唱一遍。肖邦的父亲原籍是法国，曾和波兰爱国者一起参加过反对俄国沙皇统治的武装起义。母亲是一个很有音乐才能的人，她会弹琴，有一副好嗓子，同时非常喜欢波兰民歌。肖邦小时候第一个鲜明的音乐印象就是从他母亲那里得来的。肖邦的敏感和对音乐的感觉表现得热烈而异常，经常使周围的人感到惊讶。他听了音乐常常激动得哭起来，或是夜里从床上跳起来，跑到钢琴前去试弹白天听过的曲调及和弦。肖邦6岁时开始系统地学习钢琴，7岁时创作并出版了第一部作品——《波兰舞曲》；12岁时开始独立自修钢琴艺术，因为老师认为已经不能再给自己卓越的学生教任何东西了。对音乐的迷恋和学习，并没有影响肖邦其它方面的发展。中学时代，他就明显地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会写诗，会编剧，很有绘画才能，他当演员的天分也不止一次使专家们惊异。一位波兰的著名演员就曾满怀信心地说，肖邦将成为伟大的演员。这些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对于肖邦的创作和演奏，显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肖邦初到法国巴黎时，经济状况不佳。当时巴黎的音乐爱好者对他这位钢琴奇才还知之不多，他们所崇拜的只是誉满全球的李斯特（1811—1886年，匈牙利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一天晚上，李斯特举行公演，音乐厅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听众。按照当时音乐会的惯例，在演奏时灯火要全熄，以便让听众能在黑暗中全神贯注地欣赏音乐家的演奏。这天的钢琴演奏是那样的悦耳动听，听众们如醉如痴，他们认为李斯特的演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演奏结束，灯火通明。在听众的狂呼喝彩声中，站在钢琴旁答谢的却是一位陌生的青年。原来，在熄掉灯火以后，李斯特悄悄地把肖邦换了上来。他用这样的方式把肖邦介绍给了巴黎的听众，使肖邦一鸣惊人。
1838年11月7日，“马洛卡号”客轮从西班牙巴塞罗那港起航，向着马洛卡岛的帕尔马（马洛卡岛的首府）驶去。这次航行和往常一样，走的是地中海航线。在客轮的乘客中，有一对浪漫的艺术家情侣。他们是波兰著名作曲家肖邦和他的情人——法国女作家奥洛尔•蒂潘，在文学界，人们更熟悉的是她的笔名乔治•桑。陪同他们一道旅行的还有奥洛尔的两个儿子莫利斯和索朗勒。是马里阿尼一家鼓动奥洛尔•蒂潘到马洛卡岛度过1838年的冬天的。马里阿尼是西班牙驻法国巴黎的领事，也是一名作家，他对马洛卡岛的描写打动了奥洛尔•蒂潘。那里的气候与风光对她的儿子小莫利斯的身体健康有好处，他常犯肺病。当时34岁的奥洛尔•蒂潘是从法国首都巴黎出发的。第一站是佩皮尼安，在那里与肖邦会合。肖邦的朋友劝他与奥洛尔•蒂潘一道旅行，因为他们对肖邦的健康状况感到担忧。医生为肖邦检查了身体，在确定他没有染上肺结核以后，便建议他出门旅行，因为如果能够安静地休息、呼吸新鲜空气、经常散步的话，他很快就可以恢复健康。因为战争中断了陆路交通，肖邦与奥洛尔•蒂潘一家从佩皮尼安搭乘“弗尼希安号”客轮去了西班牙巴塞罗那。在巴塞罗那逗留了几天之后换乘了另一艘船，即驶往帕尔马的“马洛卡号”客轮。客轮整天都在航行，11月8日上午11点30分抵达帕尔马港口。肖邦与奥洛尔•蒂潘一家起初在帕尔马的拉马里纳大街租了两间房子，6天以后，他们搬到了距帕尔马6公里的一处名为“风之屋”的乡间别墅，这是他们向戈迈斯家秘密租下的。“这座别墅的位置很好，在山脚下，四周是高大的围墙，在一块肥沃的谷地中，有黄色的城墙、高大雄伟的教堂和海天相接的美景。”奥洛尔•蒂潘所描述的海岛景色深深打动了肖邦，唤醒了他因失恋而沉寂已久的灵感。在马洛卡岛上，这对情侣的心中充满了激情。他们在写给朋友们的书信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在肖邦被确诊患有肺结核之后，他们被赶出了“风之屋”，但他俩仍保持着这种热情。当时肺结核病人受到社会歧视与近年来艾滋病患者的境况相似。他们在“风之屋”别墅的生活持续了不到四个星期。肖邦在写给朋友朱利奥•封塔纳的一封信中是这样描述自己在马洛卡岛的生活：“我漫步在帕尔马的棕榈树、雪松、桔子树、柠檬树和石榴树下，这些是只有在巴黎植物园的温室中才能看到的……天空是深蓝色的，海水是天蓝色的，山是翠绿色的，空气好极了。我真正获得了新生，我感到自己好多了。我可能要在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过上一种隐居的生活，这里有大海、群山、树木、古老的墓地、一座教堂及清真寺的废墟……亲爱的朋友，我现在更加充分地享受着美妙生活。不久我就会寄一些乐曲给你。”奥洛尔•蒂潘在她的一部作品中说，他们被当时的社会所排斥，不得不“迁移”到唯一可能的栖身之处：巴尔德摩萨的加尔都修道院。这是一座位于群山与谷地之中的14世纪的建筑，海拔500米。“我们成了人们恐惧和害怕的对象。他们指责我们有肺结核，以西班牙人的偏见来看，这种疾病在传染方面和鼠疫是一样的。”1838年12年15日，肖邦和奥洛尔•蒂潘一家最终决定住进加尔都修道院的两个房间中，窗外是美丽的花园，在山谷的尽头可以看见帕尔马城。当时年仅15岁的小莫里斯开始在画本上描绘马洛卡岛之行的点点滴滴，他凭借着自己的恒心把所有美好的回忆都在图画中表现出来了。这本旅行画册中共有144幅图画和速写，后来莫里斯的女儿将它捐献出来，收藏在加尔都修道院的肖邦故居中。肖邦在加尔都修道院完成了许多优美的音乐作品，其中几首乐曲是他在“风之屋”别墅时就开始创作了的，那里有一架“奥里弗”牌小钢琴。这架钢琴后来运到了加尔都修道院，因为肖邦在巴黎使用的“普莱埃”牌钢琴由于海关的问题而未能运到。这架“普莱埃”牌大钢琴后来在他离岛前20天才到达。“在争吵了3星期，支付了400法郎罚款之后，他们才从海关把‘普莱埃’牌钢琴取了回来。它美妙的琴声充满了整个房间。”“普莱埃”牌和“奥里弗”牌钢琴后被收藏在加尔都修道院的肖邦故居博物馆。肖邦在一封信中是这样描述他创作这些音乐作品的房间的：“我的房间犹如一口巨大的棺材，房顶沾满了灰尘，窗户很小，窗外满是桔子树、棕榈树和柏树；窗户前摩尔式的雕饰下方就是我的床。我所拥有的一切只有巴赫的作品、我的手稿和其它一些零碎物品。”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肖邦情绪已经低落，不久他便消沉下去，这损耗了他多病而敏感的身体。“不久以后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肖邦完全垮掉了。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来忍受病痛，但反而无力控制住不断的胡思乱想。对他来说，修道院的房间里充满了恐惧和鬼魂，甚至在他感觉好一些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在加尔都修道院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对我来说是受罪。”他们在马洛卡岛的生活走到了尽头。不适、被社会排斥和作曲家的病痛迫使肖邦和奥洛尔•蒂潘一家于1848年2月11日离开了巴尔德摩萨。
2天以后他们再次登上“马洛卡号”客轮前往巴塞罗那，最终目的地是巴黎。
在马洛卡岛的生活使肖邦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他的24首前奏曲中有20首是在加尔都修道院完成的。1849年10月17日，肖邦在法国巴黎去世，年仅39岁。
“我知道，他们一定不准你把我的身体运回波兰。那么，至少要把我的心脏运回祖国去。”
肖邦的遗愿实现了。他逝世后，人们把他的心脏运回波兰，存放在华沙的一座教堂里。
肖邦在法国几乎度过了自己的半生，他对热爱自由的法国人民非常了解，并且充满了崇敬。
他曾经在遗嘱里声明要把自己和他所敬爱的意大利著名作曲家贝利尼的遗体并葬在一起。
可是肖邦的心是永远属于波兰的，因为他把他最大的热情都献给遥远而亲爱的祖国了。早在19纪20年代末期，当肖邦还是华沙音乐学院的学生的时候，他就已成为国内公认的钢琴家和作曲家了，并被视为负有为祖国增光的使命的民族天才。在音乐学院毕业后的第二年春天，肖邦在华沙举行了两次介绍自己新作品的音乐会，大获成功，一些报刊也刊登了赞扬他的文章。演出的经济收入使他可以去国外很好地学习和生活一段时间，这也是他向往已久的事。
因为波兰爱国人士酝酿很长时间的起义活动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爱国者们将以实际行动奋起反抗沙皇俄国的统治了。
另一方面，波兰警察当局也嗅到了灼热政治空气的火药味，因而采取了更加残酷的镇压手段来对付革命者。
在这样一个特殊、危急的时刻，肖邦怎么能忍心远离自己的祖国、亲人和朋友呢？
他在压抑得使人透不过气的紧张气氛中，一天又一天地拖延着行期。
在一封信里，肖邦痛苦地写下了自己的预言：
“我还在这里，我没有足够的决心定出一个启程的日子。我觉得，我一走就会永远离开家庭，客死异乡。”
华沙的朋友们为他举行了告别晚会，晚会上大家对肖邦说了许多美好的祝愿，希望他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为祖国争光，希望他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美丽而又多难的祖国。最后，人们把一个装满祖国泥土的银杯送给了即将踏上异国他乡的肖邦。肖邦双手紧握着银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起来。
“我深信，我将永远离开波兰，再也回不来了，我是在向祖国作永远的告别。”
肖邦于1830年11月1日离开华沙，前往奥地利维也纳。11月29日，在华沙爆发了武装起义。消息传到肖邦那里，激发了他心中暴风雨般的斗志，他决定立刻和一位也在维也纳的波兰朋友赶回祖国去参加解放斗争。那位波兰同胞反复劝说肖邦放弃这种想法，告诉他应该利用自己的艺术来为祖国服务，因为在波兰当时的情况下，即使回国，他的艺术也必然会遭到扼杀的。最后肖邦答应了。但是当那位朋友启程回国以后，肖邦又改变了主意，雇了一辆马车去追赶那位朋友。这期间，肖邦的生活充满了对祖国亲友的命运和起义结局的忧虑与不安。1831年初肖邦从维也纳来到法国巴黎，途中听到了华沙起义失败的消息。这仿佛晴天响起了一声霹雳，击中了他这颗敏感而火热的心。对祖国的强烈思念，对沙俄的仇恨和愤怒，使肖邦感情的激流像决了堤的洪水倾泻而出。最后他在创作中找到了出路，写出了像《革命练习曲》这样的一系列充满战斗力的音乐作品。波兰革命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迫害，永远断绝了肖邦返回祖国的道路，一直到逝世。1849年10月17日，肖邦在法国巴黎与世长辞。人们为他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葬礼。大家怀着无比沉痛和惜别的心情，演唱了莫扎特的《安魂曲》，乐队演奏了肖邦生前所写的《送葬进行曲》。下葬时，朋友们把肖邦一直珍藏在身边的波兰泥土轻轻地撒在他的棺木上。一位名叫沃德辛斯基的男爵说了这样一段感情深沉的话：“一只友谊的手在棺木上撒下了一撮故乡的泥土，这泥土近20年来一直伴随着他，承载了他对远离的祖国的怀念。现在我们把他这颗赤子之心交还给他的祖国，他曾经是那么热烈而深沉地热爱着她。”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法西斯侵略波兰的时候，波兰的爱国者把盛着肖邦心脏的器皿藏了起来。
